怀念听诊器
近日，我因感冒咳嗽较重到医院就诊。医生在问了病情之后，随手开了两张检查单：一张是血常规，一张是胸透。我问：“为什么不用听诊器？”医生答：“那玩意儿过时了。”
在我的记忆中，听诊器是一件有情之物。儿时看病，印象最深的是听诊器贴在胸前的一瞬。那略带冰凉的金属，闪着银色的光，透着丝丝温暖。而此时的医生，躬身俯首，侧耳凝神，令人倍感亲切。
有人说，听诊器是医生的“文化符号”，最初的发明灵感来自于卷个纸筒听胎音。早在200年前，法国医师林奈克发明了听诊器，从而为现代医学打开了一扇窗户，他也被尊称为胸腔医学之父。然而，随着“医学机器时代”的到来，听诊器却渐渐被冷落，甚至沦为一件寂寞的“装饰物”。
如今，很多医生的胸前已经看不到听诊器了。他们甚至连病人都不看一眼，就毫不犹豫地开出X线、B超、CT、磁共振等检查单。于是，患者的看病过程，就成了从一个机器到另一个机器的机械运动，而感受不到医学的温度。
不可否认，科技的进步，大大提高了医生对疾病的诊断速度和能力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听诊器可以“退役”了。很多医学专家认为，临床检查应该是从简单到复杂、从低级到高级，不管有多少高精尖设备，听诊器永远不会落后。对于心肺疾病来说，听诊是最基础、最重要的手段。例如，用听诊器可以发现一半以上的先天性心脏病。武汉协和医院肾内科一位专家出门诊时，曾接诊过一名自述腰痛的患者，这位专家通过“视、触、叩、听”，发现其有自发性气胸，经X线证实右肺压缩70％，随时都有生命危险。如果当时不是亲自听诊，而是让患者先做一系列尿检、肾脏B超检查，结果都不会显示肺部异常变化，那么这个病人多半会被误诊，甚至丧命。
医学家裘法祖曾教诲年轻医生：“做一个好医生，除了医德，就是要有扎实的基本功。面对每一位病人，都要通过望、触、叩、听作出初步的诊断。”如果医生过度依赖高级设备，而放弃了听诊器，就会降低临床诊断能力，最终成为“机器的奴隶”。
听诊器的冷遇，折射出医院盲目逐利的不良倾向。为了追求经济利益，很多医院竞相购买高精尖设备，搞“军备竞赛”，导致检查过度，百姓不堪重负。据中国医学装备协会对全国500家医院10种大型医疗设备的调查分析，CT、磁共振的使用率均不到40％，其中17％的CT检查没有必要，27％的核共振检查没有必要。更令国外同行惊讶的是，自2004年末64排CT首次在北美放射年会上亮相后，不到一年，仅北京就有15家医院引进了这一世界顶级设备。2005年，我国进口了600亿美元的医疗设备，大型医疗设备已占各大医院固定资产的60％以上。如此巨大的投资，只能靠多做检查才能收回成本。于是，很多医院就出现了“以械养医”。
其实，最先进的不等于最适宜的。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，国力尚不雄厚，百姓尚不富裕，盲目引进高端设备，既违背了医学规律，也浪费了医疗资源，于国于民都没有好处。记得我国著名医学家张孝骞曾指出：“国外的临床医学，带有一定程度的商业性质，病人进医院，不管需要不需要，先来一大套检查，其实这样做并不见得有什么好处。做各种技术检查，必须要有的放矢，无关的、过于复杂的测定反而容易把人的思想搞乱，且增加病人的负担和痛苦。”不幸的是，我国的某些公立医院也出现了过度商业化倾向。
穷国“富看病”
有位中国医生到美国进修，因胸闷头晕，想做一个B超和CT。于是，他先预约了心内科医生。可医生认为不需要检查，让他做深呼吸锻炼，观察一段时间再说。他又预约了神经科医生，告诉医生想做检查，可医生还是不同意，又建议他做颈部锻炼。于是，他感慨道：在美国，想做检查太难了！
然而，中国则大不同，“滥检查”、“大处方”成为普遍现象。在很多医院，本来拍个X线片就能诊断清楚，医生非要你做CT、磁共振；本来青霉素能解决问题，医生却要用最贵的头孢类抗生素；这家医院做了检查，那家医院偏偏不认，非要重来一遍。这些过度医疗行为，既加重了患者的负担，也浪费了国家的财富。
我国经济并不富裕，可在医疗消费上却很“慷慨”。一个穷国，为何会出现“富看病”现象呢？
公立医院补偿机制不合理，是一个重要根源。由于财政拨款不足，医院主要靠自我创收。有人说，中国几乎成了世界高新医疗设备的“竞技场”。无论何等先进的设备，中国都能“消化”。为了让大型设备“多拉快跑”，不少医院给科室和医生下达“创收指标”，鼓励“开单提成”。
医生职业道德缺失是又一个因素。一些医生暗中与药商勾结，把“处方权”作为牟利的工具。哪种药回扣高，就多开哪种药。还有的医生滥用新技术，大量使用进口心脏支架、骨关节等高值耗材，以获得丰厚的经济回报。一位专家曾忧心忡忡地说：介入疗法在冠心病的治疗上被过度使用，是心脏病学目前面临的重大问题。
近年来，我国医疗服务费用的增长速度，已经超过了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，有限的医疗资源被过度消耗。相比较，发达国家尽管经济富裕，但在控制医疗费用方面很“抠门”。英国实行全民免费医疗，但国家每年都要根据财力预算医疗费，有多少钱，看多少病，而不是无限满足医疗需求，更不会刺激医疗需求。有人在英国住院，经常收到陌生人送来的鲜花。送花人就是等候床位的患者。只有腾出床位，他才能住院，所以盼着住院者早日康复。在英国，看病需要预约，住院需要排队，等上几个月，是很正常的事。
我国人口多、底子薄，医疗卫生费用远远比不上发达国家。因此，更需精打细算，建立一套科学、高效、合理的医疗制度，用有限的资金，解决更多人的看病问题，走资源节约型医疗之路。
“小病大治”与“有病不治”
一位美国医生到中国考察，看到医院里有不少病人在输液，一问病情，基本都是感冒发烧之类的小病。他感到十分不解。在发达国家，输液是有严格规定的，因为一旦发生药物反应，极可能致命。在美国只有危重病人才输液。
而在中国，“小病大治”是个普遍现象。西方人患感冒很少上医院，喝点桔汁或开水，一周左右自然痊愈。而中国人则不同，得了感冒，首先想到去医院开药，感冒药、退烧药、抗生素，统统都往嘴里塞，动辄花费几百元。既不利于身体健康，又浪费了医疗资源。据报道，有个年轻人担心单位食堂不干净，每次饭后都吃两粒抗生素，最终身体产生耐药性，一次小病就丧了命。目前，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滥用抗生素最严重的国家之一。
中国人不仅酷爱吃药，还酷爱输液。即便是在偏远的农村，老百姓有个头疼脑热，都会主动要求“打点滴”、“吊水”，有的叫“挂瓶”、“打提溜”。如果医生不给输，肯定会遭责难。四川有位年近八旬的老妇，在家里一面打麻将，一边“吊水”，乐不可支。而很多医生为了取悦病人，把“三素一汤”（抗生素、维生素、激素加葡萄糖或盐水）当成了一大“法宝”，根本不顾滥用药物带来的危害。一项调查显示，发展中国家每年人均注射约为1．5次，病人大多是感冒、发热、上呼吸道感染等小病，这些注射至少有一半是不必要的。
与此相反，还有一些百姓是“有病不治”。近年来，由于看病难、看病贵现象突出，很多老年人有病不愿上医院，听信保健品推销商的夸大之辞，盲目购买所谓的“神茶”、“神机”，把保健食品、器械当成了包治百病的“灵丹妙药”。于是，患高血压的随意停药，患糖尿病的中断治疗。结果，那些花高价买来的玩意儿不仅没有治病，反而贻误了病情。
其实，无论是“小病大治”，还是“有病不治”，都反映中国的医学科普严重缺位，健康教育存在很大空白。医学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科学，普通百姓滥用药物或迷信保健品，是因为不懂医学，把事关生命的医学问题当成了儿戏。
建设资源节约型国家，合理用药是一个重要方面。感冒药、抗生素等药品的畅销，并不是一个值得欣喜的现象，而是一个危险的信号，其巨大危害在于未来我们的健康受损，付出的代价更沉重。因此，宣传普及健康知识，纠正错误的治疗观念，在我国人均医疗费用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是十分必要的。
（摘自《谁在妖魔化医生》，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版，定价：38.00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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